为什么遗忘了中国防疫英雄伍联德先生

——转帖丁东文章

猪流感弄得全世界人心惶惶，如同2003年的非典。那一次，全中国人都知道了钟南山和王岐山。

很遗憾，以前我不知道伍联德先生，虽然，他早在1910年就成功地制止东三省鼠疫流行，创下中国近代医学防疫的奇迹，其个人的医学水平、协调能力、组织能力都堪称伟大；虽然，他还在1917年成功遏制山西晋北肺疫流行；虽然，我也算读了几本书。

但是，我的确不识伍联德先生的大名。因为，他在当代，在这五十年的历史书上，没有名气，差不多可以说籍籍无名。

我可以有很多理由说这样的大名有好多都是我刚刚知道的：

晏阳初——现代杰出的乡村教育实践家，与梁漱溟先生一道用教育改变中国农村、希图在中国农村建立新生活的先行者，并获联合国好评奖励，他在六十多年前就在做今天新农村建设的事；

匡互生，五四运动翻墙去打卖国贼的学生领袖，浙江上虞白马湖中学和上海立达学院的创始人和管理者，最早因为国民党要在著名的白马湖中学搞“党化教育”而与丰子恺、朱自清等人愤而辞职的教师；

……

还有很多，但我知道得太少。

历史要记住什么和忘记什么，有时出于无意，有时则是人为的选择。我前些时兴致勃勃买了一大册美国人徐中玉主持编写的《中国近代史》，一直写到改革开放，可是翻来覆去，就是找不到文化大革命的一段，反右和大跃进语焉不详。我想这算什么历史？可是看看保留下来的，又发现作者是认真的，与我读过的教科书相比更像历史。只是，它已被删得面目几乎全非。

删书的事怎么还在？我们还需要对这个那个遮遮掩掩吗？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变成一个开放的、强健的、宽容面对各种文化的民族？

昨天参加一个家长会，学校以开放心态迎接家长来听课。今日家长们其实都是知识分子了，关于上课提的意见很内行。但是很遗憾，个别人要求教师不要在课堂上向学生“灌输不健康的思想观点”，不要传递颓废情绪。我知道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校里，自编教科书甚多，教学内容灵活，教师们思想自由。我也知道那时候沈从文、梁漱溟、辜鸿铭没什么学历照样教北京大学。国党政府要请查处校内共党分子，被校长梅贻琦先生严拒，而梅先生照样是牛逼校长。当然，也还有前面说到的匡互生等一伙春晖名人反对党化教育的事情。

什么是“不健康的思想观点”？我不明白。也许，当我们在历史书上只提白求恩而忽略伍联德，就是健康的吧？

而且要问：什么是健康的？很遗憾，关于分数名次考大学，我听到不少意见建议迫切愿望，但我没有听到对学生“健康发展”的建议。也许对我们的现实来说，“健康发展”就是这一次30名下一次蹿升到20名吧？德行即分数？涨分即成长？单纯的答案ABCD没什么不健康的。可要是天天这个时时念叨，还是神经病，不健康。

今天在酒泉听到台湾教授傅佩荣先生的讲座，他说，老师教孩子们孝顺，学生问何以才能孝顺父母？老师说你们考前十名就是孝顺。学生问如果通过作弊得到前十名如何？老师一想即便如此，五十人的班级也还只有十个人可以得到前十名，四十个人是怎么也孝顺不上了。

好玩的说法。但是，这些孝顺的孩子算不算健康成长？他们有没有接受不健康思想观念的灌输？

我不知道。

我不知道自己的哪句话算是健康的哪句话又是不健康的。我听这样的指责毛骨悚然，隐约有文革遗风冷飕飕吹倒腋窝里的感觉。我只知道凭着自己的知识和良知教导学生认真对待课文，真实地反思每一篇文章。

我不知道那个家长有没有从中听出“不健康”来。

我想知道有什么标准可以判定一种课堂上的教学语言是否健康。

我知道，凭借常识知道：用残缺的历史课本给学生教历史，这就是不健康的教学。只给孩子们说天空晴朗一片从不刮风下雨，也是极不健康的教育。

我也知道，适度的原则非常重要。但我们适度，可不要变成鲁四老爷那样“事理通达心气平和”，乃至自家女佣人被抢了也还悠悠然“踱到河边”，全然公允稳便，无懈可击。

我猜鲁四老爷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当中被看做“健康的”，反倒是爱给别人解决疑问的学生，如鲁迅说的那样，被教育家当成神经病。

我们需要常识——不曾被遮蔽的、隐瞒的、歪曲的、删改的、有意让老师王顾左右而言他糊弄过去的常识。

我们不光要知道钟南山，更该知道和永远记住伍联德先生。如果，我们一直记得他，像记得白求恩那样，也许，非典那一阵就不会那么慌张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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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谢泳对话：不该遗忘的伍联德

作者：丁 东

丁：最近，我读了王哲的《国士无双伍联德》（福建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年出版），感慨良多。一个从瘟疫中挽救了中华民族千百万生命的人，一个开创了中国现代卫生防疫事业的人，一个真正得到世界尊敬和科学家，去世还不到半个世纪，但过去我竟然不知道。

　谢：非典以后，关于中国近代防疫史方面的研究很多，提到近代中国防疫体系的建立，自然要提到伍连德。我过去读过一本《成功之路——现代名人自述》的书，良友出版公司1931年出版，其中有伍连德的自述。

丁：伍连德出生于南洋，后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，1903年获医学博士学位。后来他应袁世凯之邀，回中国办学。1910年东三省鼠疫突发，年仅31岁的伍连德临危受命，以总医官的身份赶赴一线，准确地判断了病因病源，提出了有效的对策，迅速动员朝野力量，协调渗透在东北的俄、日等外国势力，用四个月的时间，成功地制止了鼠疫的流行。这在世界流行病史上，是空前的创举。

谢：1910年东北鼠疫的防治，伍连德自己曾有较为详细的叙述。东北疫情过后，曾出版过三册《东三省疫事报告书》。这套书我在旧书摊上买到过，后来送给了曹树基先生。他用这个材料完成一篇论文，前两年发表在《中国社会科学》杂志上。

丁：前几年，我们经历了非典，亲身体验了流行病对人类的威胁是多么严重。无论多么自负的政治家、军事家、企业家，在流行病面前，都不得不提心吊胆。我们面对非典、艾滋病、禽流感病毒，必须意识到自己的脆弱。中国人在2003年遇到的事，某种意义上说，在1910年就遇到过。只是伍连德积累的经验，我们并不知道，事后才想到他的可贵。伍连德的历史贡献还不止于此，他还是中华医学会的创建人，是20多所医院和医学院的创办者，是禁毒的先驱者，是中国收回港口卫生检疫权的第一人。

谢：当年东三省疫情过后，在伍连德主持下，曾建立了东省防疫总处，此举为近代中国防疫制度化建设的开始。1917年年底，山西晋北肺疫流行，也是伍连德负责处理的。晋北疫情过后，也曾编辑过三大册《山西疫事报告书》。其中两册，我也曾于旧书摊得之，后一并送于曹树基。伍连德往东北防疫是他一生重要功业的开始，此人生际遇与中国早期著名外交官施肇基相关。上世纪60年代，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曾出过傅安明整理的《施肇基早年回忆录》，其中对早年东北防疫之事也有记载，与伍连德自述对读，可以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国早期防疫史料。中国早期防疫史的一个特点是在疫情发生时，对外人来华救援有相当开放的心态，晋北防疫的主医官就是一个美国人，若无相当自信和见识，不可能有这样的选择。以此判断早年中国政府与国际的交往，对后世理解当时中国政府的作为很有帮助。

丁：伍联德的功劳这么大，为什么在中国被遗忘？固然可以把理由归结为他晚年居住南洋，和大陆没有来往。但身居南洋的他，并没有被国际医学界遗忘。所以，主要的原因不在这里。我想，更重要的是中国大陆在很长的时间里，谁的故事能够有机会得到传播，谁的故事没有机会得到传播，有特定的政治尺度。白求恩在八路军殉职，受到毛泽东的称赞，他的名字家喻户晓，成为救死扶伤的象征。白求恩当然值得尊敬，他的故事应该传播，但救死扶伤的英雄不只是白求恩。还有伍联德这样和中共没有关系的人。试想，如果能把传播白求恩的投入拿出百分之一用于介绍伍联德，他能长期屏闭在中国公众的视野之外吗？在医药卫生领域是这样，在科学、教育、经济、文化领域也是这样，很多堪称国士的先贤，都被长期遗忘。这使得我们的心智很不健全，使得公众对本民族历史的理解过于狭隘。

谢：王哲先生学医出身，有健全的历史感，文笔也很好，不知为什么以前没有读到他的著作？

丁：这是他在国内出版的第一本传记。但在此之前，他以京虎子的笔名，写过不少文章，其中有一篇介绍汤飞凡的长篇传记，也很有份量。汤飞凡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，中国医学界泰山北斗式的人物。他以自己的眼睛做实验，成功分离出沙眼病毒，在国际上称为“衣原体之父”。但在1958年的“拔白旗”运动中，却因不甘受辱而自杀。可惜此文至今只在网上传播，还没看到纸介出版物。福建教育出版社的编辑也是看到这篇文章，才产生和京虎子联系的愿望的。

谢：我们的史学，我们的传媒，如果只知道围绕权力和金钱的指挥棒打转，只会围绕长官意志鹦鹉学舌，不知道发现和尊重真正的国士，必然导致一代代的读者只能接受片面残缺的历史图景。今人不知道伍联德、汤飞凡不足为怪，后人不知道蒋彦永、高耀洁也不足为怪。